原标题：吴晓波：2020年怎么看，怎么办？
再次见到吴晓波，是在深圳。
“吴老师”还是“吴总”，吴晓波已没有了身份上的撕裂感。在他看来，不管是写书，还是做出版、运营自媒体、投资、拍视频节目等等，他始终在做一件事情：伴随中国商业成长。没有谁能定格一颗正在向上的心。
2019年即将过去，我们该怎样和它告别？2020年会好吗？听听吴晓波的洞见。
口 述：吴晓波 财经作家、890新商学创始人
采 写：曹雨欣
来 源：正和岛（ID：zhenghedao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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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怀不值得嘲笑，也不值得被讴歌
正和岛：前些日子，证大的戴志康自首。一些评论说，失利原因是文人做企业太有情怀。包括罗永浩、贾跃亭，似乎也都败在了情怀上。怎么在情怀与做企业谋利之间寻求平衡？
哪个企业（家）没有情怀？
阿里巴巴开始创业的时候，马云有他的情怀，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；罗永浩的情怀是要做最好的手机；我们也有做企业的情怀——为商业提供好的知识付费产品。
戴志康是败在情怀上吗？不是，他是败在P2P上，是互联网金融风控没管控好。罗永浩败在情怀上吗？也不是。他进入到这个行业时，已经走到末端了——他败在了对行业本身的理解和产品上。贾跃亭败在情怀上吗？也不是，他败在了生态化战略上。
没有情怀的人不要做企业，那是一个生意人。情怀本身是一种企业愿景，是一个人做事情的起点、发心。一个企业的成功，有很多因素，跟情怀没有直接关系。要记住：
没有一个企业家败在情怀上，没有一个人败在情怀上，他败是因为商业本身的事情。情怀不值得嘲笑，也不值得被讴歌。
贾跃亭的“为梦想窒息”，和马云的“让天下人没有难做的生意”，以及比尔·盖茨的“让每家桌上都有一台电脑”，在我看来是一回事，他们都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同样一件事，一件很疯狂的事。如果马云、比尔·盖茨失败了，外界可能就会嘲笑他“这个傻瓜，竟然有这个想法”，外界的嘲笑仅仅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话题而已。
每个人做好自己是挺重要的。很多人不喜欢马云，但必须承认，他做了一个特别牛的企业；很多人喜欢贾跃亭、罗永浩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们是创业的失败者。
我看商业可能比较冷静。艺术很难用一个比较普世的标准来衡量，但商业是成败论英雄、财务报表论英雄。这是商业最美好，也是最残酷的部分所在。
情怀需要用成功来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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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制造最大的特点是告别了性价比
正和岛：如何看双十一期间，薇娅、李佳琪等直播播主高带货能力的新商业现象？还有哪些类似的事件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？
目前，各行各业都在被改变。10年前，还没有美团、滴滴，我也没有自媒体，没有公众号。但现在大不一样了。
今年，和我工作有关的有两个东西挺值得关注。第一个是新国货，双十一国货卖得很火，几年前还出现了一些国货企业家；第二个是购物直播，比如李佳琦、薇娅。现在有一种商业模式，叫“圈层社交会员制”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。
正和岛：今年有一部纪录片《美国工厂》很火。“中国制造”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，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？
中国制造今年最大的特点是告别了性价比。原来的产品基本是价廉物美，现在则是物美价平，东西好，价格还得合理。新国货基本符合这个标准。
我们最近在跟亚马逊合作，亚马逊在推中国好货，这是以前没有的。很多跨境电子商务公司也开始做这些国货品牌。大概在2015年后，我们做企业研究关注到了中国产品的新一轮品牌运动，它的主题就是新国货。
还有一个新变化，也是2015年，那就是生产线的智能革命，当时我们在全中国找服装定制工厂，只找到极少数的几家。现在，几乎所有的中国服装工厂都可以柔性化生产，实现定制。
正和岛：那未来有哪些新趋势？
所有商业的趋势，都是两个因素的互为驱动：供给和需求。新国货主要是供给端，需求端的变化体现在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上。
像知识付费学习就是需求端。得到、喜马拉雅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假如没有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，没有流量成本的下降，怎么可能会有知识付费？
消费者有了这个需求以后，知识付费开始野蛮发展，出了很多产品。今天，大家可能希望找到一些更好的线上、线下课程。还有一些企业买一些产品给员工，变成企业大学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的企业一直都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，领跑的那些大都来自于欧美日的发达国家，但到了七八年前，当慢慢的变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第一以后，他们的企业学习便陷入了困惑中，现有的培训系统却跟不上。
中国有2700万家非公有制企业，如果有十分之一有志于成为一家学习型企业，就是一个数千亿级的市场。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极度分散、快速迭代的新型市场。
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商学培训业从全盘日美模式的“引进时代”，到非学院派野蛮发展的“草根时代”，2019 年的今天，培训业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—“新商学时代”，产业瓶颈和机遇同时出现。
还有一些新的商业现象，比如科创板，机器人，3D打印等科学技术创新。今年双十一，猫粮、狗粮的销量超过了奶粉的销量，是因为单身经济比较发达，90后、00后现在都养猫养狗……类似的这样的新现象太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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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快公司时代已经过去
正和岛：这两年，您的《十年20人》《地标70年》等视频节目陆续播出。在您调研的过程中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、事或者重要的思考？
比如我今年去景德镇。景德镇原来是做日用瓷的，曾有十家瓷厂，生产全国50%的日用瓷和80%的出口瓷。
我这次去的时候，十家瓷厂全部倒闭了。日用瓷在景德镇已经微不足道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两千多家以80后为主的工作室，高文化附加值的文化瓷替代了普通的日用瓷。。
这背后折射的是消费升级。
我们去北大荒去看飞鹤奶粉生产基地。过去他们是奶牛加工厂模式，现在奶粉公司自己种草，从牧场起家，把关奶粉质量。
我们还去了横店。印象中的横店有很多古建筑，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今年1月份时它就有了80多个影棚，未来还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影棚。
创新在今天变得格外重要。景德镇有几百年的优势、横店有二三十年的优势，如果不创新，都活不到明天，这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。
《地标70年》之横店
在中国，快公司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大家会更加深耕在一个行业。我不相信那些快的东西。我们是写书、做知识产品的，也快不起来，需要扎扎实实地把内容做好。
正和岛：这几年，大家感受到有很多不确定性。据您的观察，还有哪些不变和要坚持的？
我觉得这样一个世界上所有的成功，商业或者非商业的成功都来自于专注。专注了以后，再不断地突破边界。
像曹德旺做了30多年的玻璃，他就是很聚焦，连玻璃也只做汽车玻璃。我去见张瑞敏，他问我“什么叫冰箱？你觉得2019年海尔的冰箱和1984年的冰箱是同一台冰箱吗？”他这么多年其实都在聚焦做冰箱。
这个时代跟几年前、几百年前没什么区别。聚焦，再不断地突破，每个人生都是这样。
我去过毕加索在全世界的三个博物馆，一个在他的家乡，一个在巴塞罗那，还有一个在巴黎。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他一直在做艺术，很专注。
活到80多岁，除了交很多女朋友以外，毕加索还干了一件事，就是不断突破艺术的边界。他从最经典的油画到达达主义，到印象主义，再到后现代主义。我挺愿意成为这样的人，一直专注在一个领域里，不断地突破昨天的自己。
真正有职业的人都是如此。周杰伦连续十几年办演唱会，郎朗现在每年要办100多场钢琴演唱会，村上春树连续30年写作，彼得·德鲁克一辈子写了54本书。就死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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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在发生大规模的迭代
正和岛：您在《十三邀》中提到，未来2-3年要做一个“企业家与社会”的课题，这个涉及到企业家的公共价值百科。实际上，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企业家在学习京瓷哲学、致良知等等，在追求社会价值百科，承担社会责任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？
做这个课题可能要花几年时间。一个国家的财富拥有者在满足物质自由后，一定有公共需求。这部分人跟社会、政府、普通社会阶层的关系，有时候会变得很紧张，变得互相不认知，太快了。
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现在的生存状况，和他在公共需求改善过程中扮演的的社会角色，会延续很长时间的焦灼期。
企业家本身也在发生大规模的迭代，从柳传志到现在的95后创业者，绝大多数都是几代人。变化一直在发生，冲突也在发生。
这需要梳理历史，也要了解大家的认知，最终达到一个共识。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，需要不断地循环反复。在中国，可能只有很少数人思考，但其实就是公共性的问题。
50、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从小接受公共表达的教育更强。现在90后、00后可能会更加注重个人主义，但也会有类似公共表达的欲望。中国人的家国意识并没有太减弱，而是表达方式不一样。在未来，这将是我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。
正和岛：从”吴老师“到“吴总”的身份转变，您会不会时常感到自我怀疑和挣扎？
我能接受，我没有太大的撕裂感。其实我就干一件事，在伴随中国商业成长。我无非一手在写作，一手在做企业。服务客户的同时，我在企业的收获再变成我写作和讲课的一部分，这对我来讲是一回事。
就像这次开发布会，从过去参加别人的发布会到今天我们自己开发布会，从过去评论别人到现在被评论。这也是商业之美。
我从2004年开始做企业，到现在15年了。我们做生意、做产品，能更深度地服务企业和年轻人。看到他们获得成功，我们也很高兴。
我对企业的洞察力、对企业家的理解认同，跟这几年做企业有很大的关系。
其实，我也不是个例。全球又做学者又做企业的人，从德鲁克开始，到彼得·圣吉、汤姆·彼得斯，到迈克尔·波特等等，他们是学者，一边做研究，一边做咨询公司或者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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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中国未来用五年度过“化雪期”
正和岛：希望您能总结下即将过去的2019，又如何看2020年？
2019年是过渡性的一年。这一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问题，只能意味着互联网式的落幕，新硬核科技的崛起。
而未来方向也未能清晰呈现，没有构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景。商业模式不清楚，新赛道没有凸显，过渡期就是很模糊。科创板也很明显，先是给外界带来很大的期望，接下来该跌的还是会跌；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一样的，没有结局。
过渡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化雪期，化雪期最冷。在下雪的时候，或者说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国家可能会出4万亿计划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刺激；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新的赛道很明显，大家又可以做各种尝试。最难的就是化雪期，雪下完了，但是春天还没来。这个化雪期很长，美国用了20年，从1970年到1990年经历了三任总统。
我预计中国未来用五到十年就可以度过。好不了、坏不去。就像我认为，2020年肯定不会比今年好，也肯定不会比今年差。
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期，我们等待新科技的爆发、新商业模式的转变、消费审美的改变。跟上了就跟上了，跟不上就没机会了。这段时间其实挺痛苦的，消费者也很痛苦。在这样一个过渡期，我建议要往小里做。
焦虑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。我们这一代的焦虑，是怎么把一条路走到黑，没有别的路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，“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”；现在年轻人的焦虑，是怎么能一次多走几条路，“人生的路越走越多”，没有置之死地的事情，这是另外一种焦虑。
我还会在今年的年终秀演讲上讲，企业靠熬是熬不过去的。如果希望用原来的经验，熬到国家再放一次水都不太可能。即使到了明年的春天，也不是去年的春天了。
正和岛：究竟以什么心态面对这种焦虑？
99%的人都不会成功的。我就一个建议：做一个专业的人。
写稿子的就把稿子写好，办培训的就把培训办好。把你做的事情变成专业，把你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人。别去想太多的事，因为想了也没用。
以我为例。90年代时，我也不清楚自己干什么，就多看企业，多写文章。但我觉得运气比较好的是，2000年写了《大败局》，关注案例写作。第二个运气好的是2008年，我出版了《激荡30年》，它让我进入企业史的研究。
到现在为止，我还从事这样的研究。我现在所有的影响力，和大家对我的认同都来自于这。但我不是第一天就知道，我要做案例研究。《大败局》是我的第五本书，我前面四本都卖的很烂。《大败局》之后有好多书卖的不好，2008年后又卖得不好，我还是不断地写，不断地探索，慢慢就会在某个细分领域里面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。
为什么我现在还写书？我的钱不够用吗？是因为我觉得这有意义，我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哪怕质疑很多。我写作的高峰可能是32岁时候写的《大败局》，即使到75岁我也写不出第二本《大败局》。不过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老了以后，对别人说“你看我每年写本书，证明我很努力”。
情怀不值得尊重，努力本身是值得尊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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